读拼音和闻桂花
不过随着他们走进更偏远、资源更少的乡村学校，却发现那里的学生和老师迫切需要的远不止心理健康教育。
在蒲公英中学心理老师杨葳原有认知里，全校大会是个严肃场合，校领导在台上讲话，学生安静地在台下听。但9月中旬，当她和张均辉来到贵州毕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一所彝族村小，他们却发现同样是全校大会，这里的学生有的满操场跑，有的在大树下三五成群地站或坐着，秩序管理十分松散。
那里的课堂也让杨葳觉得“神奇”。一堂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课上，老师没有叫一个学生回答问题，也没有写一个字的板书，遇到练习题就让全班齐声诵读。松散的校园秩序，全程零互动的教学课堂都让杨葳难以想象。
杨葳对比起前不久在蒲公英旁听的一节语文课。课上讲解的是一篇名为《桂花雨》的课文。为让学生们“身临其境”，沉浸在作者描述的桂花之美和意境里，语文老师李梦玲带了一株半开的桂花养在教室，让孩子们观察桂花含苞待放和盛开的过程。同时她还把桂花茶和桂花糕带到了课堂。杨葳观察到，她的课堂一直在用问题引领学生，让孩子们思考和表达。
但是同样的课文，威宁的这所村小的语文课还停留在老师带学生认拼音的阶段。威宁一名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杨葳，一些政府和民间公益组织陆续来帮扶过这所小学，除了棉被、书本等生活和教学物资，他们迫切需要实操性强的“示范课”，以教会这些村小的老师课应该如何上。
杨葳意识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学校的教学和管理水平达到基准线。根据项目计划，蒲公英中学的老师要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为这所小学提供支持。按以往经验，他们原本设想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上下功夫，一番实地走访后，他们决定同步支持当地老师教学能力和校园管理。
威宁那所村小的情况和蒲公英早期办学时很像。刚开始，蒲公英招聘的老师中也有不少缺乏教学经验的老师。做教案、听评课、备课等基本技能都还不甚熟练。随着经验积累，老师们才逐渐掌握“差异教学、合作学习、问题驱动教学法”等优质教育倡导的方法。
正是因为经历过类似的学情和教学困难，蒲公英的老师对支持乡村学校有了底气和信心。杨葳设想未来学校会梳理一批能直接迁移的教案和教学方法，并派一批蒲公英老师进校上示范课。
在蒲公英老师们的设想中，他们想带给乡村学校的，不仅是狭义的心理健康教育或是学科教育，而是包含美育、运动、亲近自然在内全面发展的教育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不少课程需要老师“跨界”合作完成，对老师的个体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在一些乡村学校，音乐、体育、美术老师配备是不足的，相关课时量也不够。这给开展更为丰富的素质教育带来了基础性的困难。
张均辉还在蒲公英负责职业启蒙课。不少蒲公英的孩子初中毕业会进入职业院校，这些十五六岁的农村孩子，在专业选择上和职业规划上，很容易因为无知陷入迷茫。张均辉想起班上一个女孩的故事。女孩原本成绩就不算好，到了初三更是提不起劲学习，上课就在看小说。当时女孩迷上了《法医秦明》系列小说，于是萌发了当法医的想法。张均辉跟她聊完才发现，天真的女孩以为职业学校就有法医专业，于是认为自己不用再努力学习，毕业也能考上相关专业。
张均辉了解缘由后，带着女孩一起在办公室电脑上查资料，让女孩明白，原来没有一个职业学校有与法医有关的专业，甚至连和医生直接相关的都没有。女孩终于意识到当法医需要在成绩上再努力一些。女孩很快在学习上开始端正态度，最后如愿考上了高中，离她的法医梦想近了一步。每次想起这件事都让张均辉觉得很欣慰。学生拥有基本的职业概念，能帮助他们树立理想，建立目标感。
“其实乡村孩子可能更需要职业启蒙教育，但是这对老师和社会资源的要求太高了。”张均辉说，他暂时难以想象乡村学校开展和蒲公英一样的职业启蒙教育。除了每学期的固定课程，蒲公英会带学生前往企业参访，有AI画师现身讲解工作要求，也有一线厂工聊流水线上的生活。
诚然，有些差距短时间内难以弥补的，特别是在教育的软件资源方面。依靠着多年累积的社会声誉和背靠北京这个全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城市，在各方面的帮助下，如今的蒲公英在许多方面并不比北京的公立中学差。一楼教室走廊上张贴着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和几十个师生研究性学习小组的话题；他们请来的志愿者除了国际和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还有各行各业的专家和精英。
而在蒲公英中学老师们看来，方法可以教，资源可以靠外部注入，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激活老师的内生动力。杨葳觉得，能长期留在蒲公英的老师都对教育有一份纯粹的热情。他们愿意不断吸收新知识，并把学到的方法创新应用于课堂。但杨葳在过去几年的走访中，也会碰到一些乡村老师把培训和参加研修坊当作一种负担，有些老师缺乏职业意义感和幸福感。
这个问题他们还在探索。“让孩子接受教育是永远错不了的，而且不管最后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做一定比不做好。”19年前郑洪就这样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