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工”和“画家”虽一字之差，在大芬村却是两个泾渭分明的概念。在这里，画笔不仅改变了无数农民画工的人生轨迹，也正为更多怀抱艺术梦想的人，涂抹着新的色彩与可能。
你听说过“中国油画第一村”吗？
在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有个叫作“大芬”的村子，早在20多年前，它就已经从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发展为全国最大的油画生产、交易基地，更叫响了“世界油画，中国大芬”的品牌。如今，在大芬这片只有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200多家大小画廊和门店错落分布，约8000名油画相关行业从业者从全国各地而来，在此安身立业。
不大的大芬村里，“画画”这件事有着千百种打开方式：有人用画笔复刻经典，有人在画布上描摹梦想，人们对艺术的理解在这里生长、交织，共同“画”出大芬村的岁月年轮。
大芬村艺术墙绘。
一个因油画而兴的村子
1989年，画商黄江来到深圳，走进距布吉镇3公里远的大芬村。眼前的大芬村，农田遍布，耕牛漫步，鸡鸭成群，散落着一些民房，整个村子人口不到300人。在黄江看来，地理位置偏僻的大芬村租金便宜，村里僻静，格外适合画画。于是，他将“行画”（以临摹世界名画为主的复制艺术品）这门生意带到了这里，大芬村的第一间油画作坊就此诞生。
那时候，商品画刚开始在内地兴起，尚有很大发展空间，因此订单增长速度异常迅猛。很快，一种“流水线作业”的模式在大芬村应运而生：一幅画被拆解成多个环节，每位画工专精其一，完成后传递给下一位，环环相扣，效率惊人。“我们跟着黄江先生来到这里，最初只有十多个人。”新世纪画行负责人周小鸿回忆道。这批最早的“画工”，多来自福建、广州、东莞等地，大多曾是普通村民，并非科班出身，仅凭一些绘画底子，经过简单培训，便可成为油画工厂流水线上的一员。
竞争少，订单多，产量从每月几万张一路攀升至几十万张。想靠画画谋生的人们纷纷涌向大芬村。黄江将大量订单外放，分给小画商和画工们。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芬已聚集了500多名画工，画笔、画布、颜料等配套产业也陆续进村。巅峰时期，全世界70%的油画来自中国，而中国油画的80%来自大芬。
油画产业的发展不仅改写了大芬村的历史，也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本地村民的生活。作为在大芬土生土长的本地村民，洪恒威记忆犹新。
坐在村集体成立的大芬股份合作公司的门前大树底下，洪恒威注视着眼前熙攘的大芬村街景。当被问及村庄何时开始大变样，他回答得很具体：“2000年左右吧。当时镇政府和村委会看到油画艺术能在这里扎根发展，觉得是个机遇，就开始改造道路和整个村的环境，慢慢就发展成现在这样了。”他顿了顿，补充道：“以前我们房子前面都有个小庭院，也就两三层高。现在大家集中搬到新村那边，把老房子让出来给画商画师们了。有了租金收入，加上后来股份公司的分红，村里人手头确实比以前宽裕多了。”
洪恒威口中的“改造”，始于1998年龙岗区和布吉镇两级政府的大力推动。拆除雨棚、整顿村容、修整道路……一系列动作后，艺术广场、展厅、画廊建起来了，彩色路面铺开了，外墙立面美化了，街角还立起了达·芬奇的雕像，大芬村成了龙岗区名副其实的“欧洲油画小村”。
环境好了，产业兴了，村里的地皮、房子也更值钱了，原村民靠物业出租和集体经济分红增收致富，生活有了稳定的保障。
尽管产业走向规范，但大芬村骨子里那份独特烟火气却并未消散，反而在缝隙中演化出新的生机。最典型的，就是洪恒威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墙壁画廊”——狭窄得仅容一两人错身的楼间过道里，两堵墙壁相距不过一米，却被颜料和画框硬生生挤出一条流淌的色彩之河，巷子里散落着颜料桶、倚墙的画板，以及等待风干的成品。画工们就在这空间里，日复一日地临摹、创作、展示甚至销售。这里既是他们谋生的“车间”，也是艺术在烟火气中倔强呼吸的现场。“现在住这片的人，基本都跟画画有关了。”洪恒威说。
2020年前后，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大芬村外贸订单有所下降，洪恒威清晰地感受到大芬的油画产业发生了另一次深刻转向，即开始往观光旅游拓展。
2020年，大芬村成功获评为深圳市首批“特色文化街区”。大芬油画村文化发展中心宣传及知识产权专员林俊彬介绍，2024年，大芬油画村产值30亿元，辐射周边地区及产业的从业人员超2万人，形成集创作、生产、销售、交易、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完整油画产业链。“我们的目标是在5至8年内，把大芬油画村打造成集展览展示、特色文化、艺术教育、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国际‘艺术+’街区，培育‘艺术+N’多元业态，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艺术街区品牌。”林俊彬说。
如今，大芬村的窄巷里，举着手机或相机的游客身影日渐增多。他们在“墙壁画廊”前驻足，颇有兴致地点评着画工笔下的梵高《星空》或莫奈《睡莲》，仿佛闯入了颜料与现实交织的奇妙世界。面对这种变化，洪恒威看得很实在：“有好处，肯定也有不好的地方。人多了，是有点嘈杂，但也确实热闹。老话讲‘人多就旺’，要是一个地方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哪能旺得起来？”他笑了笑，看着家乡因油画而兴，乡亲们的生活越过越红火，这位见证了大芬变迁的村民，打心底里感到高兴。
一群被画笔改写人生的农民
上世纪90年代，19岁的赵小勇离开湖南邵阳老家，来到广东深圳，那时他刚在村里学会扶犁耕地。
初到深圳，赵小勇和老乡们一起打零工，“白天走街串巷找工作，晚上睡工地”。进工厂或工地，几乎是像他这样的农民工唯一的出路。但从小受父亲和二哥影响，学过画画的赵小勇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我注定是要画画的。”
来到深圳的第三年，赵小勇进了家工艺品厂，第一次和“画”打上了交道。“晚上拉着窗帘窝在寝室里，沉迷画画。当时流行‘四小天王’，我就喜欢画他们的肖像，一画就画到深更半夜。”他笑着说，“这就是我当时的追星方式。”
真正与油画结下不解之缘，是在1996年底。偶然听老乡说在大芬村画画也能谋生，赵小勇二话不说辞了工，一头扎进了大芬村。“那个时候来大芬村为的就是赚钱，我们日日夜夜打着赤膊，赶着订单。”他坦言。那时的大芬村，早已聚集了数百名怀揣“靠画赚钱”梦想的农民画工，他们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
画家赵小勇在工作室内讲述从“画工”向“画家”转型的经历。
流水线一般的油画工厂中，弥漫着颜料的气味，昏暗的光线下，一群人聚集在狭小的工作室内，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画画，脑袋里没有多余的想法，只有赚钱养家。
大芬村的画工队伍如潮汐般涨落，有人来，有人走。赵小勇见过太多画了一年半载就离开的同行。对他而言，若不是画画，人生可能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也许我就和堂弟做生意去了。”他有些狡黠地笑道。画画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但在大芬村，想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光想着谋生远远不够：“画画很枯燥，心里没点热爱撑着，很难坚持下去。”
画画苦，也不苦。对曾当过矿工的蒋庆北来说，“画画”就是他的“诗和远方”。
蒋庆北的人生，最初被矿井的黑暗笼罩。“我爸是矿工，我岳父是矿工，我小舅子是矿工，我弟弟也是矿工，我也是矿工。”提起那段岁月，他依然感慨。17岁初中毕业，他无奈下了矿。井下潮湿、人容易浑身沉重，他力气小，只能帮着背背火药，干点轻巧活儿。四年里，他看着巷道里昏暗的矿灯，总盼着有一天能到地面工作，穿上干爽的衣服。
后来，蒋庆北因机缘巧合被推荐进入哈尔滨的黑龙江省艺术学校。从矿井到艺术院校，如同“从地底一下子飞到了天上”，也成了他改写人生的转折点。学画之初困难重重：没资料、缺老师。他靠着在工会俱乐部出板报、画报头慢慢摸索，四处寻师求教。他格外珍惜这机会：“我们那时候，没太多个人梦想，像没桨的小船随波漂泊。一旦有了机会，就会拼了命抓住，不敢有半点懈怠。”
2002年，生长在白山黑水间的蒋庆北，怀着“圆梦”的心来到大芬油画村，迎来了艺术生命的第二个春天。“离开原单位后，我想进入一个艺术市场，既能维持生活，又能画自己想画的东西。这对我既是挑战，也是追求。那时大芬已经是专业的绘画市场了，所以我选择了这里。”他将生活的积累、内心的思考，一一倾注于笔端。
一提起画画，蒋庆北脸上就漾起满足的笑，那是被画笔改变人生的踏实感。2007年，他在大芬村办了个特殊的培训班。18年来，他把艺术的种子撒向更多需要的人。
在大芬美术馆三楼的“壹贰·叁”油画工作室，听障学员用手势热烈交流着绘画技巧。“在我们这儿，大家都是残疾人，谁也不歧视谁，没心理负担。”蒋庆北办班的初衷，是想让这里成为学员们学手艺、安身立命，甚至自由创作的港湾。
蒋庆北教学极有耐心，因为和听障学员沟通不易。他常常手把手地教，一个细节常要反复教一两个小时。靠着这份耐心，他已带出120名残疾青年学画，其中80%能自食其力了。80年代出生的傅小兰便是其中一员。5岁时一场大火，让她仅剩三个弯曲的手指，但这浇不灭她对绘画的热情。她从素描色彩起步，到自学油画，一路坚持。在蒋庆北的培训班，她找到了伙伴，也得到了专业指导，画技日益精进。后来，傅小兰还在法国举办了个人展览，展露出她的艺术才华。
看着学员们从不敢下笔到自信创作，从迷茫彷徨到坚定逐梦，蒋庆北满心欣慰：“看着他们不断成长，以后也许能靠绘画养家糊口，未来也许成了大画家，而我曾经帮过他们，这足以让我感到高兴。”
在大芬村，画笔不仅改变了无数农民画工的人生轨迹，也正为更多怀抱艺术梦想的人，涂抹着新的色彩与可能。
一次向原创画前进的转型
在纪录片《中国梵高》中，画工赵小勇终于从深圳大芬油画村来到了荷兰的梵高博物馆。站在自己临摹过无数遍的《向日葵》真迹前，他沉默良久，最终吐出一句：“不一样。”
赵小勇最初与梵高结缘，并非出于热爱，更多是生存所需。“那时候黄江的订单里有梵高的画，比如《向日葵》。但画梵高有个麻烦，油彩得堆得很厚，成本就高了。当时画的价钱本来就不算高，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接这个活。”他回忆道。师傅把活派给了赵小勇，劝他：“先画这些赚点钱再说吧。”赵小勇坦言：“刚开始画，我其实真不太喜欢。”然而，当他把这批订单画完，心态却悄然改变：慢慢画着画着，就喜欢上了。
这份由生存催生的技艺，渐渐浸染了情感。赵小勇记得，自己曾有一台巴掌大的袖珍电视机。在小小的黑白屏幕上，他看到了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影《梵高传》。“看完之后，对这个人很痴迷，感觉梵高是一个异类，一个狂人，和我一样，也是个不成流派的草根。”他说。
梵高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有段独白，仿佛穿透时空，与他的心境产生了奇妙的共振：“别人眼中的我是怎样的？一文不名者、怪物、不合群的人，一个在社会毫无地位，比最卑微者更卑微的存在。但纵使如此，通过我的画作，我要人们看见，这卑微的肉体里尚存灵魂。”
纪录片里，赵小勇走到梵高与弟弟的墓前，他点了三支从家里带去的烟，用中国的方式致敬这位命运坎坷的画家。雨中的奥维尔墓园，乌鸦群飞，那正是梵高《麦田上的鸦群》画中的场景，而赵小勇心中“做原创”的念头愈发明晰。“我只是在临摹梵高的画，毕竟我是一个画工。我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我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别人欣赏？”他这样叩问自己。
赵小勇决定摘掉自己身上的标签，走一条大芬许多画工走过、但很难成功的路：从画工，转型成为画家。为打破惯性，他回到湖南老家，在村口架起画板，画最熟悉的自己和乡土。
走进位于大芬村的赵小勇工作室，仍然满是梵高的元素，吊顶上贴着《中国梵高》的海报，海报里的赵小勇光着膀子举起梵高的画。但走廊里摆放的画作，却充满了“赵小勇”的影子。“这些都是原创”，赵小勇介绍，接着他强调，“我现在不怎么做仿制画了，以原创为主。”
“画工”和“画家”虽一字之差，在大芬村却是两个泾渭分明的概念。画工从事的是仿制画制作，负责将名画手绘在画纸上，按照临摹质量和张数计费，收入稳定；画家主要从事原创，按照作品收费，或许一朝成名，也或籍籍无名。
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大芬村堆积如山的画作仿佛一夕之间失去了市场，订单“一下就少了一半”。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这个“世界油画工厂”开始探索原创转型之路，目前大芬共有国内外职业画家400余人，其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50人。然而这条自主创新路径能否带来稳定收益，直面市场的考验？
与众多大芬画工不同，画家肖水辉始终专注于原创。“学画期间，我就很少临摹，多以创作为主。”讲话略带广东口音的肖水辉是油画专业出身。2013年，听闻大芬村兼具艺术氛围与商业机遇，这位广东茂名的农村青年便来此落脚，在巷尾租下月租仅900余元的小画室。
对肖水辉来说，“找到画的独特价值”是原创画产业赢得市场的关键一环。为了节约时间成本，他将绘画材料替换成“像胶水一样干得快”的丙烯颜料。女儿钟爱的熊猫玩偶更给予他充足的创作灵感：月色下的雷峰塔、中国红的祈年殿、富丽堂皇的花鼓等极具中国风格的建筑或物品上，一只只或趴或躺、憨态可掬的中国熊猫，十分讨人喜爱。独具东方韵味的“混搭”风作品备受青睐，单幅原画售价便达到两三万元，但画一幅就得耗费月余时间。
“成本太高，光颜料工钱就上万元。”肖水辉又琢磨出新的价值附加链：将原画印成版画，一两百块就能买张复制品。还授权给服装厂印T恤、陶瓷厂做摆件，开发出系列衍生文创产品。去年，肖水辉卖出20多幅原创，大小都有，其中《火车》系列还被《读者》杂志选作封面。“对方通过小红书找来，签合同付了1500元稿费。”他指着墙上画框中的杂志封面笑言，“原画卖了，版权还能继续生钱。”
一场面向未来的科技探索
今年5月20日，第二十一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大芬油画村分会场在大芬美术馆拉开帷幕。大芬油画村自主研发的数字文化官“龙小芬”正式亮相，并接入AI大模型，能与现场观众直接互动、解答问题。与此同时，首届AIGC创意大赛也在此启动，为全球数字创作者搭建交流平台，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的发展路径。
一边是游客饶有兴致地与“龙小芬”对话，另一边艺术空间主理人冯健梅也同时在展厅里俯身调试设备。“我们特意运用AI技术，邀请全国艺术家参与创作。现在展出的50多幅作品，都由艺术家们与AI协同完成的。”她凝视着展厅里从文艺复兴风格延伸到赛博朋克的时间轴展墙，解释道：“艺术史本就是人类推动图像变革的进程。如何用AI引领未来的创作，正是大芬亟待探索的新命题。”
面对“AI是否取代艺术家”的普遍担忧，冯健梅坦然地笑道：“技术永远服务于人，所有技术终将回归人类本身。AI只是工具，无法取代艺术的情感内核。”她用指尖轻触屏幕，静态画面霎时化作波涛，海浪声随之涌来，“AI能够辅助创作与传播，让大芬从静态的‘图像仓库’转变为鲜活的艺术现场，更能在虚拟空间中拓展艺术欣赏的可能。”
这一理念，在隔壁的“创艺共生新浪潮作品展”中也得到体现。该展览聚焦大芬本土艺术家，通过线上展示串联实体画廊销售，并首次尝试数字版权交易。“我们与广州数交所合作，对艺术作品的文化元素进行二次创意和设计开发，并在数文易平台上完成文化数据要素的合规确权与挂牌交易。”林俊彬介绍，“这旨在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艺术产业深度融合，促进大芬艺术品的IP输出及后续的二创、N创开发，撬动庞大的后端产业链。”同期举办的“边界综合媒介艺术展”则打破传统框架，艺术家们以绘画、雕塑、影像为媒介进行跨界实验，呈现数字化时代的多元表达。
“大芬的基因是油画，油画本身就是个大IP，值得深度开发。”冯健梅强调，“‘科技+艺术+产业’正是大芬的优势所在。”这份笃定源于她在大芬27年的扎根。1998年，作为翻译的她跟随黄江先生来到大芬村。“我们在这里付出了青春和心血，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冯健梅早已自视为真正的大芬村村民。
正是这份归属感与对产业前景的洞察，驱使她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大芬油画产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她打造了“国际艺术家驻留计划”，为受邀艺术家提供创作空间、物料及全方位在地服务，吸引全球创意人才成为大芬“新村民”。自2018年启动以来，已有来自德国、美国、瑞士、韩国、法国等20多个国家的40余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参与。艺术家们不仅在此创作，更与本土艺术家交流碰撞，激发新灵感。冯健梅还设立专业画廊展示作品，并帮助艺术家对接客户与项目，将创意转化为经济效益，支撑其持续创作。
国外游客在大芬村参观。大芬油画村文化发展中心供图
然而，这条探索之路同样充满挑战。计划启动不久便遭遇疫情，国际交流被迫中断，“很多艺术家也被迫中断创作回国”。更大的打击发生在2023年，一场暴雨导致靠近山坡的艺术家工作室变成危房，“前期的投入几乎被摧毁。”
尽管困难重重，冯健梅依然选择坚持。作为民营机构，他们需独立承担租金、运营成本，并为每位驻留艺术家提供工作室、物料、吃住等全方位支持。当被问及收支能否持平时，她坦言：“目前确实不能持平。所以，现在还需要靠我自身其他产业的支撑来维持运营。”
谈及未来，冯健梅说：“我要坚持做下去。总得有人去作这种探索和尝试。大芬油画村是从一个小村子，靠汇聚众多人才才走到今天。但我们不能固守成规。时代在发展，不进步就会被淘汰。所以必须有人站出来担当探索的先锋。”
她的目光已投向更远。在她眼中，大芬油画村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趣味的艺术空间，未来更可依托“科技+艺术+产业”的优势，让大芬变得“更加有意思”。“文物可以‘活’起来，我们也可以让油画‘活’起来。”冯健梅向记者描述着她的油画IP蓝图，“我们可以走出去，打造油画艺术节、油画服装节；在深圳文博会上打造一个属于大家的油画嘉年华，cosplay（角色扮演）名画人物巡游；做美术普及教育；甚至可以像冰雪大世界一样打造一个油画乐园，里面所有元素都跟油画相关，肯定会很好玩、很有意思……”
从AI对话的当下实践，到国际艺术家驻留的艺术积淀，再到油画IP的无限畅想，大芬油画村正以其独特的韧性与创造力，探索着一条融合科技、人文、产业于一体的未来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