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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在人类文明发展演变过程中，酒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酒文化也随之衍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西方，古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将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传授给众人；尼采用“酒神精神”探索从生命的绝对无意义性中获得悲剧性陶醉。在中国，史籍《世本》记载：“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杜康）作秫酒。”智慧的古人早早发现了谷物发酵的秘密，并将这一原理转变为可传承的技艺。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英雄侠客，抑或是文人墨客，都擅以酒论乾坤，只要与酒相逢，总能酿出几笔佳话。或一人独酌，或二人对饮，或三人把盏言欢，酒酣宴罢，在酒精的催化下，情抵达了高潮，意到达了高峰，理性与感性交织，演绎出令人如醉如痴的酒文化。这时，酒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饮品，它仿佛有了魂，让人魂牵梦绕。于是，艺术以自由之躯将这纯净的酒、纯粹的心一齐收下，酒遂变成了文人的酵母、侠客的利剑，渗透在诗歌、书法、绘画等作品中，无不潇洒空灵，超凡脱俗。
走进汾酒博物馆，了解杏花村汾酒的悠久历史与辉煌成就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总收录诗歌305首，与酒相关的诗歌有四十有余；魏晋名士刘伶嗜酒不羁，被称为“醉侯”；“诗仙”李白快意人生，对酒当歌，“斗酒诗百篇”，流传下的1000多首诗中，有170多首与酒有关；“诗圣”杜甫“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在他流传下来的1400多首诗中，与酒有关的就有300多首；“书圣”王羲之曲水流觞，乘兴而书，作“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画圣”吴道子“每欲挥毫，必须酣饮”；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亦离不了酒，如“醉打蒋门神”“醉闹五台山”“酒壮英雄胆”……凡此种种，无不体现酒文化对文人志士的深远影响。
唐代诗人杜牧作《清明》一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如今，诗中的“杏花村”散落在全国各地，如安徽省贵池市、南京市秦淮区、江苏省丰县……凭此一句，竟惹得各地纷纷争抢。但正可谓杏花村常有，而杏花村汾酒不常有。在山西省吕梁山东麓，汾河谷地恰有一杏花村，当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盛产一酒，名曰杏花村汾酒。北齐扬名，六朝称雄，此后经久不衰，在诗情与酒香交汇之下，成就了中国千年酒文化瑰宝——杏花村汾酒。
汾酒是华夏文明的结晶，又与古老厚重的黄河文明、晋商文化一脉相承，是中国古代智慧与文化的“见证者”，被誉为“国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也是唯一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国家名酒。汾酒历史底蕴与文化内涵两者兼备，又交相辉映，相映成趣，别具一番风采。
1982年，由国家文物局、山西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系联合组成的晋中考古队对山西杏花村遗址进行了发掘。他们在汾酒集团所在的杏花村镇东堡村以东发现了大量从仰韶文化中期（约6000年前）到商周之际（约3000年前），历史跨度长达3000多年的生活器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国最早的酿酒发酵容器——小口尖底瓮。这一考古发现证明，早在6000年前，杏花村人就已经开始了酿酒活动。杏花村遗址也成为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谷物酿酒发源地之一，为中国发酵酒文化起源提供了实证。就在这里，诞生了中国谷物酒的第一缕清香，独有的酿酒技艺也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汾酒生产过程中，粮食发酵需存放在地下一段时间
早在1400多年前，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已有“汾清”这一酒名。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桑落酒为标志，随着酒曲糖化发酵能力与酒度的提高，汾清酒问世了。《北齐书》十一卷记载了北齐武成帝高湛与河南康舒王孝瑜赞赏汾清酒的情节：“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其亲爱如此。”汾酒因此成为史上最早、最权威且唯一被载入《二十四史》的国家名酒。宋《北山酒经》记载，“唐时汾州产干酿酒”，《酒名记》有言，“宋代汾州甘露堂最有名”，说的都是汾酒。杏花村酿酒工艺在北魏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当时所酿造的清酒口感醇香、色泽清亮，因产于汾州，并以“清”为特色，故得名“汾清酒”。
隋唐时期，杏花村人同时运用酒曲、固态发酵、蒸馏三大工艺，使汾清酒品质得以跃升。1200余年前，大诗人杜牧东渡黄河，于清明节来到汾州祭奠其曾祖父，途经酒乡杏花村，留下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千古名句。宋、元、明、清、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汾酒”的诗词数不胜数，杏花村也被誉为“诗酒天下第一村”。自此，杏花村就成了美酒的代名词。
宋元时期，杏花村白酒酿造工艺日趋完备，逐渐定型。元代宋伯仁撰写的《酒小史》中记载了当时的100多种名酒，自此“汾州干和酒”和“羊羔酒”名列前茅。这两种酒口感独特,口味清香，回味悠长，至此中国白酒独有的“固态发酵、固态制曲、固态蒸馏、陶坛贮存”工艺逐渐趋于成熟，开启了汾酒的蒸馏史。
明代中叶，晋商崛起，汾酒也随之发生了一次历史性转折。随着商业贸易的开展，汾酒开始大规模向外地贩运，杏花村的酿酒师也有机会到各地酿酒，现在历史悠久的白酒产地基本上都是当时晋商云集之地。汾酒酿造技艺随着晋商的足迹散播在大江南北，如北京、陕西、内蒙古、四川、武汉、贵州等。汾酒及其酿造技术也影响了各地的地方名酒。其中，为人称道的是有关汾酒和茅台的一段佳话。早在二百多年前，山西盐商到贵州经商，两地相距甚远，再加上交通不便，盐商不好携带汾酒，但又十分想念汾酒的味道，于是尝试在贵州当地酿酒。他们取用当地的水、玉米和大麦，采用汾酒的酿制方法造酒，生产出的酒竟然别具风味，从此茅台酒就成了山西盐商的私酿酒。因茅台酒酿造工艺源于汾酒，因此就有了“茅台老家在山西”的说法。此外，泸州大曲、西凤酒、双沟大曲等都曾借鉴过汾酒的酿造技术。
清光绪元年（1875），杏花村“宝泉益”酒坊成立，汾酒进入了企业时代。从1904年起，杏花村汾酒业就在杨德龄先生的带领下潜心钻研酿酒工艺，开始研究配制药酒、果露酒，并形成了中国白酒业第一个以白酒为主，以配制酒、黄酒为辅的完整产品品牌体系。1915年，汾酒远渡重洋，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大放异彩，摘得中国品牌白酒甲等大奖章。1919年，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在太原成立，建立了中国白酒第一个现代企业制度。1924年，晋裕汾酒公司注册了中国白酒业的第一枚注册商标——“高粱穗”汾酒商标。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杏花村汾酒厂生产的汾酒、竹叶青酒作为国宴用酒被摆上了餐桌。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也特别选用汾酒作为国礼馈赠外国友人。1980年，汾酒荣获国务院颁发的金质奖章。1988年5月，经省政府批准，以山西杏花村汾酒厂为核心企业，组建了杏花村汾酒集团，升格为国家大型一档企业。1993年12月22日，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中国第一家白酒类上市公司诞生。发展至今，汾酒除了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外，还远销其他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汾酒集团相继获得了全国质量管理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全国国企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中国商标金奖、山西省政府质量奖等多项荣誉。
晋土育晋人，宝地存佳酿。好酒离不了匠心，也离不了好的原材料。杏花村汾酒不仅以悠久的历史文化享誉盛名，更以卓越的质量和独特的风味独占鳌头，吸引了著名生物学家、白酒专家秦含章等人的目光。为了研究汾酒佳酿的“奥秘”，他们特地来到汾酒的产地杏花村，经多项考察和多次试验，终于发现了其中缘由，即汾酒清香浓郁、入口余味无穷与当地的绿色酿酒生态不无关系。杏花村的空气和土壤中含有多种有利于汾酒发酵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经过上千年的选择、淘汰、优化、繁衍，最终在这里“安家落户”，形成了一个偷不走、搬不掉又极其适合汾酒生产的“汾酒微生物体系”，这一体系被智慧勤劳的杏花村人世代相传，打造了家喻户晓的汾酒品牌。
同时，杏花村汾酒选用的是广大晋中地区、吕梁地区绿色无污染的优质高粱、大麦、豌豆。此外，汾酒匠人严选原料产地，严格把关原料质量，为酿好汾酒守好每一个关卡。
俗话说“好水酿好酒”“名酒必有佳泉”，杏花村的优质泉水给汾酒提供了无穷的活力来源。水对于酒的重要性在中华典籍中多有提及，如先秦典籍《礼记》中就列有酿酒的六要素，其中之一即为“水泉必香”。杏花村地下水资源丰富，水质优良，汾酒酿造用水专门取自杏花村地下840米深的深层岩溶矿泉水，这种天然优质的矿泉水不仅有利于酿酒，对人体也大有裨益，具有较好的医疗保健作用。有这样的优质泉水，酿出好汾酒自然顺理成章。而且，汾酒的水好还有史籍文字印证，据《汾酒曲》记载，“申明亭畔新淘井，水重依稀亚蟹黄”。明末爱国诗人、书法家和医学家傅山先生曾为杏花村的申明亭古井亲笔题写了“得造花香”四个大字，以此称赞杏花井泉酿出的美酒如同花香沁人心脾。历史学家吴晗访问杏花村汾酒厂后赋诗：“汾酒世所珍，芳香扑鼻闻。水纯工艺巧，争说杏花村。”
杏花村有众多与汾酒相关的传说，如关于泉水当地还流传着一段美丽的民间传说。相传古时有位名叫贺鲁的将军率军镇守汾州境内的险关要隘，以防戎敌进犯。盛夏某天，千名戎敌偷袭汾州，贺鲁将军带领众军士进入埋伏地点等待伏击戎敌。埋伏期间，军士虽都带有干粮，但附近没有水源，太阳当头晒，他们焦渴难耐。此时，探马飞速报来军情,说戎敌已出了峡门。贺鲁将军飞身上马，大刀一挥，一声号角长鸣，率先向峡口冲去。忽然马失前蹄，贺鲁将军差点摔下马来。正在此时，忽见战马的前腿深深陷入了一片泥淖之中，情急之中，贺鲁将军用大刀刀头撑地，两腿猛夹马肚子，只听得战马一声石破天惊的长嘶，两条前腿竟拔地而出，紧接着一股泉水也喷溅而出。众将士饮此甘露，士气倍振，最终大获全胜。此泉因此得名“马刨神泉”。
1932年，全国著名的微生物和发酵专家方心芳先生把汾酒的酿造工艺归结为“七大秘诀”，即“人必得其精，水必得其甘，曲必得其时，粮必得其实，器必得其洁，缸必得其湿，火必得其缓”。这“七大秘诀”表明杏花汾酒不仅重视“六物”的品质及状态，而且还将“人必得其精”放在首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十分具有前瞻性。重视人才，追求卓越已经成为汾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汾酒厂特别推选了“汾酒十贤”和“十大标兵”。大国工匠，匠心传承，正是有一代代杏花村人勠力同心，艰苦奋斗，才让杏花汾酒有了发展的底气。因为他们的努力，汾酒有多项技艺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汾酒酿制技艺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竹叶青酒泡制技艺被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3年，玫瑰汾酒泡制技艺、汾酒大曲制作工艺、白玉汾酒泡制技艺被认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背后是上千年的岁月传承，亦离不开无数杏花村人的精心守护。
杏花村汾酒企业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魄力离不开其对于酿酒理念的深入理解，以及坚定贯彻这一理念的决心。民国时期，被推选为“汾酒营匠”的杨得龄先生提出了“振兴国酒，品优价廉，信誉至上，优质为本，决不以劣货欺世盗名”的企业核心理念；计划经济时期，杏花村汾酒企业将质量提到首位，提出了“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的理念；改革开放初期，在“高质量立厂、严管理治厂、科技进步兴厂、艰苦奋斗建厂”理念的指导下，汾酒企业于1986年获得白酒行业唯一的国家最高质量奖，1990年获得国家级企业技术进步奖；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清华大学旗下的“长城战略研究所”于1997年为汾酒企业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和汾酒营销战略。“长城战略研究所”对汾酒进行了极其深入、广泛的调研，访谈干部职工400人以上，站在中国经济、中外酒业等高度，制定了“酒业为本、市场导向、品牌经营、内涵发展”的战略思维和企业文化理念，汾酒从此走上聚焦主业的发展道路；2005年，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编写了汾酒发展史上第一部《企业文化手册》。在2005版汾酒企业文化体系中，公司将汾酒企业理念概括为以下七点：“汾酒精神”为“诚为本、酿为乐、创为魂”；“精神理念”为“传承国宝、清香久远”；“核心理念”为“用心酿造，诚信天下”；“管理理念”为“心心相映、点点渐进”；“经营理念”为“清香扬帆、同舟共济”；“服务理念”为“一心一意、专业得体”；“发展理念”为“逆水行舟、六力勇进”。杏花村汾酒企业始终以汾酒文化为起点，以社会责任为支点，有反思，有发展，打造汾酒文化的新时代版图。“中国酒魂，清香世界”是他们对于终极目标的愿景表达，也是杏花村汾酒终将实现的美好蓝图。
汾酒的发展历史悠久，品质上乘，自然深受众多名人雅士、政治家等的青睐。清代小说家李汝珍在《镜花缘》第九十六回的曲牌中列举了当时全国知名酒类五十余种，并推汾酒为首，把汾酒列为“天下第一烧”。《四库全书》中记载了一场发生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盛况空前的“中国汾酒诗会”，其中涉及杏花村汾酒的诗歌有9首，如宋荦的“滦鲤登盘美，汾酒开瓶馥郁”和王式丹的“汾酒瓮初坼，名酎不虚传”等，汾酒成为唯一载入《四库全书》的国家名酒。清代诗人袁牧在《随园食单》中写道：“既吃烧酒，以狠为佳，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清代诗文家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列述清代名酒时写道：“不得不首推山西之汾酒”。原《人民日报》社副总编梁衡曾说：“原来我国的名酒有4个香型，即浓、酱、清、凤香型的代表。杏花村汾酒不求那浓那烈；只求这（至）纯这（至）真，属于清香型的典型代表。其他酒或如艳丽少妇，或如浓妆重抹，这杏花村汾酒呢，则如窈窕淑女，淡梳轻妆，大约因其纯，才使它成为名酒之始祖。”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在参观杏花村汾酒厂后题诗：“逢人便说杏花村，汾酒名牌天下闻，草长莺飞春已暮，我来仍是雨纷纷。”表达了他对杏花村汾酒的赞颂。
除了屡受赞颂之外，汾酒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如毛主席庐山会友选汾酒，挥毫写下《清明》诗，孙中山先生举杯共抒爱国志等。据说郭沫若是唐代山西汾阳王郭子仪的后代，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沙湾镇郭沫若的旧居至今还挂着“汾阳世第”的黑底金字牌匾，他本人少年时代也曾在课本上自署“汾阳主人”。1965年12月4日，郭沫若先生作为“汾阳主人”第一次踏上汾阳这片土地。当他来到汾酒厂时，就被酒香吸引，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汾酒、竹叶青酒的生产过程。他还主动参与劳动，包装汾酒。郭老畅言：“喝酒人要想到做酒人的辛苦，你们的酒远销五大洲，为国争了光，谢谢你们啦!”中午，酒厂摆宴为郭老接风。正当大家要举杯痛饮时，郭老的随行医生出面干涉：“您的身体可不允许多喝酒!”郭老幽默地说：“到了家乡不喝酒，真是枉有此行，今天我就不听你的了。”一直喝到半醉，郭老才停斟。当大家都以为郭老要休息时，郭老突然诗兴大发，挥毫题诗“杏花村里酒如泉，解放以来别有天，白玉含香甜蜜蜜，红霞成阵软绵绵。折冲樽俎传千里，缔结盟书定万年，相共举杯酹汾水，腾为霖雨润林田。”
壶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遇见汾酒，了解传承数千年的酒文化，驻足“诗酒天下第一村”，邀君共饮杏花汾，共贺盛世睹华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