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美德。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这一品德和行为在现代社会依然需要大力弘扬和提倡。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时代变迁导致经济至上，人们的思想、人际关系、社会风气等都产生了巨大变化——人际关系的淡漠化和物质化，正义和道德崇尚的缺失，见义勇为沦落为一个极其沉重的社会话题。10月31日上午，朔州市朔城区一起街头杀妻案再次把人性冷漠体现到极致，“见义勇为”这一话题再次引发公众共鸣。
朔州杀人案，缺一位见义勇为者
据朔州市公安局朔城分局10月31日通报，2020年10月31日09时50分许，朔州市朔城区雁门街发生一起命案，致一名女性死亡。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控制，案件正在全力侦查中。
据视频，该男子当街用石头和铁叉活活打死了一名女性，恶行令人发指。知情人称：死者与该男子是夫妻。男子杀妻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骑电动车剐蹭了其它车辆，男子企图逃离现场，妻子要留下来赔偿。两人发生争执后，男子捡起路边的石头疯狂砸向妻子头部，在妻子无力反抗后再次拿起铁叉对妻子连叉数下，最终导致妻子失血身亡。案发时路边、楼上有多人围观并用手机拍摄全程，有叹息者、惊恐者、愤怒者、但缺少一位见义勇为者。
媒体误读“彭宇案”造就“见义勇为”恐慌症
2006年11月20日，64岁的徐寿兰在等公交车时，有2辆83路公交车同时进站。徐寿兰去赶后一辆公交车，经过前一辆车后门时，26岁的彭宇正从该车后门下车，双方发生相撞，徐寿兰摔倒，彭宇将徐寿兰扶起，与其家人一起送往医院治疗，其间还代付了200元医药费。
南京市鼓楼区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时，彭宇的妻子提出：“原告受伤非被告所导致的，不应该承
担责任。”第二次开庭审理此案时，彭宇称：自己下车的时候是与人撞了，但不是与原告相撞，当时为了做好事才扶起老人。
2017年7月4日，彭宇打电话给一位网站论坛版主，表示自己做好事被诬告，希望媒体关注。该版主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南京多家媒体记者。媒体抓住了一审判决中判定依据：“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一审法院凭“惯性思维”理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推定彭宇撞人，而不是扶助老人，判决不支持见义勇为、帮扶老人做好事。一场“帮扶老人反被告”的事件引起媒体热议，一审法院一时之间被万夫所指。
在南京中院二审即将开庭之际，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彭宇一次性补偿徐
寿兰1万元；双方均不得在媒体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双方撤诉。
基于社会及媒体均不接受这没有明确定性的和解结局，也未见权力机关出面解释“是真的撞人”还是“助人为乐”，浮出水面的只是彭宇赔钱了。公众舆论中错误形成了“好人被冤枉”“司法不公正”一面倒的评论观点，此观点并且被广为传播。一些媒体一边倒地将彭宇的“人设”设为被冤枉的“好人”，毕竟“好人蒙冤”的剧情要比“撞人该赔”的现实更加能够撬开读者的眼睛，撩动读者互动的欲望。不曾想却陷法院成了助推社会道德滑坡的标靶，“见义勇为”成了被坑的代名词。
据《瞭望新闻周刊》发文：“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接受《瞭望》新闻周刊独家专访时
指出，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后来彭宇自己也曾认可在2006年11月发生的意外中，徐寿兰确实与其发生了碰撞。但是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中，尽管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相撞的事实和结论是对的，适用法律也是对的，但公众普遍接受的“彭宇案”信息，却是“判决不公”“彭宇是做好事反遭诬陷赔偿”，以至于后来许多年该案产生的负面效应是频频见于报端、广播、荧屏的“老人倒地不能扶”“见义勇为做不得”的道德评判。
见义勇为不能缺席
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一出惨剧发生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货柜车碾过。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事件发生的后几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个路人，都选择漠视离开。最后，一位拾荒的阿姨陈贤妹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小悦悦在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重症监护室，脑干反射消失，已接近脑死亡。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0时32分不幸离世。
拾荒阿姨救人的过程，恰好被事发地旁边一家劳保店的视频监控记录，这段视频还包括在阿姨之前路过的18个人。阿姨并不知道，她是第19个路人，前18个，或是视而不见，或是看两眼然后离开。18名冷漠的路人让全社会为之震惊，也让民众陷入反思之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那些路人，口中的道德至上一旦上演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却可能是言过于行，行却冷漠。误读见义勇为需要社会反省，每个人都需要反思。若说佛山小悦悦事件是见义勇为缺席后的恶果，朔州街头杀妻事件便是恶果遗毒的延续！
“扶与不扶”的司法解答
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可见，如果被扶者不能证明扶人者将其推倒，扶人者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严格意义上，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并未发生过一起仅因见义勇为扶人而让扶人者担责的判例，或许也正因此，每每发生类似事件，一些人只能拿出一件十年前被媒体误导的“彭宇案”来唏嘘感叹为个例人性冷漠寻找借口。
《民法典》为见义勇为行为保驾护航
即将施行的《民法典》新增见义勇为免责条款，让民众内心笃定。华夏文明，荟萃至今，见义勇为、匡扶正义，自古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彰显社会正能量的善意之举。见义勇为是具有文明共识的社会义举，善行善意必须得到应有尊重和保护。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和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规定了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的情况，对于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规定了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民法典对于见义勇为行为免责的法律规定，为见义勇为者保驾护航，让社会美德重新归位。
见义勇为免责，力在寻回中华民族的英雄本色。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我们所熟知的最朴素的见义勇为方式。尽管之前社会公众对于老人跌倒是否扶起、孩子落水是否施救等持有不同声音，但司法实践中，我们的案件判决最终会站在正义这一方。民法典设立的“好人条款”更是为见义勇为的英雄本色贴上了护身符，让英雄们不再伤身又伤心、流血又流泪。此后，法官基于民法典对见义勇为案例作出的判决，也必将具有社会导向性，让见义勇为作为公众内心的道德坚守，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见义勇为精神的氛围，让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永远不失见义勇为的英雄本色。
见义勇为免责，主在免除救人者的后顾之忧。救人反被讹，受伤无人管，网络大炒作，对簿公堂上……面临被人误解的风险、救人成本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对见义勇为望而却步、避而远之。民法典对见义勇为的规定中明确了侵权人和受益人的各自责任，规定了见义勇为者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法律对匡扶正义的支持，是司法对解围救困的肯定。民法典让见义勇为者更有底气、更有安全感，但切实消除见义勇为者的顾虑，不仅需要用法律温暖救人者的心，还需要法官、检察官在司法实践中对证据材料的把握，对法律规则的适用，对公平正义的坚守，才能让善行善举在社会中得以弘扬。
见义勇为免责，旨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见义勇为者的身上，总有一种力量和精神，在鼓舞和感染着国人。将见义勇为免责写入民法典，则是明确了法律对于道德的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离不开司法的力量，因此，法院在面对这样的纠纷时，案件判决要基于法律法规、基于公序良俗、基于世道人心，为肯定见义勇为精神、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价值导向。民法典有序分摊了侵权人、受益人的各方责任，对行善者责任豁免，让行善者的权利保障得以制度化、常态化。司法实践中基于此作出判决，对于鼓励社会公众见义勇为，传递社会正能量，弘扬和谐、文明、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见义勇为不仅要有勇，还需要智，要在见义勇为时讲究方式方法，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对于未成年人见义勇为，我们当然也持肯定的态度，但不建议未成年人做出与自己行为能力不相适应的举动。民法典关于见义勇为的规定，是善法之举，是良法之动。民众热切需要的守望相助、见义勇为的社会风气，将永远是中国司法应当秉持的价值取向。
